早期中国民事裁判要旨管窥

——以《意林》所录民案为中心

黄晓伟　董凡

　　中晚唐人马总所编《意林》当属唐人辑录古籍精要或典章旧制的代表作，反映了中唐人对传统“礼乐政刑”经典成就的基本态度。马总，字会元，扶风人（今陕西凤翔一带），生年不详，历唐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四帝，卒于长庆三年（823年）。马总早年任大理评事，宪宗元和年间在南海为官多年，清廉刚正。淮西之乱后，马总颁教令，严赏罚，使淮西风俗为之一变，后任刑部侍郎，长庆年间官至户部尚书，足以娴熟应对各种民刑事务。《意林》一书共摘录案例20则，其中有民案5则。这5则民案贴近庶民日常生活，多是关于财产和身份纠纷的难办案件，典型意义非同一般，成为考究唐代之前早期中国民事解纷要旨的重要材料。

　　第一则民案“邓析巧平赎尸讼”载：“洧水大，有富人溺者。有人得富者尸，请赎而求金甚多。富人党以告邓析。析曰：‘但安之，必无人更卖。义必无不赎。’”此案是典型的挟尸要价，因买卖双方唯一，作为诉讼帮助人的邓析（并非判官）并不担心此案会久拖不决，而是给双方更多的时间去思量，从而使双方不断调整心理预期而后达成一致。

　　裁判要旨：民事纠纷的自行解决比官方的强行决断更有效，应当尽量发掘自我解纷机制的适用可能。

　　第二则民案“让财后不应强贷”有言：“昔人有慕让财之名，推田业与弟。俄而贫乏，反以威力就弟强贷，此不当也。”兄长先将田地房产让与其弟，后家道中落，强行向弟弟借贷，实属不当之行为。此处的不当是否还可理解为不法？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弟弟是否上告。虽然弟弟对哥哥的强贷有所不愿，但还是会综合考虑兄弟之情从长计议。

　　裁判要旨：民事案件应当遵从不告不理的原则，尽量避免律法提前介入。

　　第三则民案“周翁仲还子迎女”因不涉及审判，故而在此从略。

　　第四则民案是比较着名的“黄霸巧断新生子”，乃汉代版的“所罗门智断二妇争子案”。具体案情如下：“颖川有兄弟同居，两妇俱怀妊，长妇数月胎伤不言，知产期至，俱卧产房。候弟妇产一男，夜盗之。因争，三年不决。丞相黄霸，殿前令以儿去两母各十步，叱两妇，令争取之。长妇抱持甚急，儿大啼，弟妇恐伤，放之。长妇色喜，弟妇怆然。霸曰‘此弟妇子也’。即劾长妇，果然伏罪。”黄霸利用最朴素的母子情深之常情获得了关键证据，从而快速识别生母的身份。

　　裁判要旨：民事审判，尤其是涉及身份的难办案件，要回归人伦，善于从已有证据中辨别或发掘优势证据，速裁速决。

　　第五则“薛宣智断黄绢”有载：“临淮有一人持一疋缣，到市卖之，遇雨披之。后有一人求庇荫一头之地。雨霁，共争之。丞相薛宣决曰‘缣直数百，何用纷纷？’遂中断，各与半，续察之。缣主称冤不已，后人有喜色。宣知其情，考而伏之。”薛宣是以“糊涂官”判案的方式获得了关键证据，才能明察秋毫，最终识别谎言。即便薛宣后来没有观察到匆忙结案后的当事人反应，“各打五十大板”的裁判经验也不至于酿成重大冤情，毕竟民事裁判的证据标准要低于刑事审判，更何况是标的不大的民案。当然，下判后依旧要关心裁判的社会效果，即两造“服判息讼”的态度。倘若一旦发现新的优势证据后，就应该及时改判。

　　裁判要旨：小额民事纠纷在没有优势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采取“五五开”的惯例下判，一旦发现有误，便要及时改判。

　　第四则和第五则民案具有某种一致性，两案均摘录于东汉应劭所辑录的民俗着作《风俗通义》，且均是出自名相之手，最后都是通过或劾或考的方式让被告服法。由此可知，不论是大案还是小案，民案还是刑案，口供才是证据之王，只有被告的“口服”才能让判官“心服”。两案的不同在于前案是久拖不决的积案，后案很可能是偶然所遇的小案，不论如何，身为丞相者，均需随时随地解决民间争讼，不受时空所限，也无越级之说。在这两案背后，其所共同遵循的裁判要旨便是：民事案件要遵循优势证据标准，而且裁判者要善于发现优势证据的蛛丝马迹，最终通过口供的形式来固定这一关键证据，将案件办成铁案。

　　以上《意林》所载早期中国的民事案例及其裁判要旨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人认同的遵循人情常理的民事审判之道，具体体现为：民事纠纷当以自理为前提，但凡能够自我解决，官方就要本着“不告不理”的原则，保持克制，不可积极介入，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的治本之道在民事审判中应当成为一般的遵循。一旦需要官方出手，则必须速裁速决，避免迁延怠慢。尤其需要注意兼顾裁判的社会效果，特别是两造对判决的情绪反馈。遇到无明显优势证据的“两可”难办案件时，应该启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，裁判者要做到明察秋毫，积极去挖掘突破性证据，并通过法定形式固定证据，及时纠正错判或误判。

　　据唐德宗贞元二年（786年）抚州刺史戴叔伦所撰序曰：“大理评事扶风马总元会……遂增损庾书，详择前体裁成三轴，目曰：《意林》。上以防守教之失，中以补比事之阙，下以佐属文之绪。”此语道出了马总《意林》所撰的时间是在大理评事任上，对案例的摘选定有专业的眼光。其目的有三：最高目的为保存礼教之本，中层目的为比照处世之能，最低目的则是辅助行文之便。首要目的实为保存（延续）古人之智慧，后两个目的实为效仿（实践）古人之智慧。该书所摘录古代案例20则几乎被后世案例汇编完整沿用，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。就此而言，上述总结概括的民事裁判经验具有普遍的接受度，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）